从这些有限的地方立法文献可以看出，实务界的探索呈现出三大亮点：一是十分认真地贯彻落实党中央确定的各项司法政策方针，尤其是对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时代司法理念贯彻落实得扎扎实实、有声有色。
还有的认为该程序包括宪法修改提案的提出、宪法修改提案的审议和表决、宪法修改法案的公布和生效等3个阶段。在宪法修正案现有的52个条文之中，除了第31、44、52条之外，所有条文均只涉及现行宪法一个条文（或者该宪法序言的一个自然段）的修改，可谓点对点的修改。
相较而言，在第二种情形之下，先前的历史与宪法原意的关联更为直接和可靠。（2）始于中央国家机关抑或执政党的中央组织公布修宪决定？既然宪法原意的生成始自最初修宪决定的公布，那么该决定系由何种组织做出并且公布？在中国语境下，这一问题可以转述为：宪法原意的生成是否始自党的特定中央组织公布其最初的修宪决定？传统的宪法学理论通常将有权启动修宪程序的主体限定为中央国家机关。所以，对于释宪者而言，在修宪之前的历史事实与修宪之后的宪法规定之间建立跨时间的映射关系并非易事。这一点委实无须多论，但这里仍有适度强调的必要。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29]发表于1980年8月18日，这是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所以，较之于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原初意图，全国人大的原初理解自然更具决定意义。这一事实昭然可见于五次宪法修正案标题以下的说明性文字：某年某月某日第某届全国人大第某次会议通过。(35)这当然是批评一种错误的领导作风，但也点明了拍板在程序中的特殊位置和重要作用。
(47)他批评同僚则说他们在精神上将自己限制起来，失去主动性。最近三四年间国家机构教义学研究潮流兴起后，它也是被讨论最多的宪法条款之一。(23)周黎安：《如何认识中国？——对话黄宗智先生》，载《开放时代》2019年第3期。我国《宪法》第3条第4款所提原则以中央的统一领导为基本前提，并没有变通、妥协的空间。
(66)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7页。关于审判机关的内部决策过程，参见陈光中、魏晓娜：《论我国司法体制的现代化改革》，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1期。
当然，这并非有意为之。虽然实行议会制的国家普遍保证政府所提法律案受到特别程序的优待，但我国不仅给予了国务院这种程序性的权力，而且将同样的权力给了中央军委、监察机关和司法机关。不能也不必返回头去解释我国《宪法》第3条第4款。(13)丁轶：《承包型法治：理解地方法治的新视角》，载《法学家》2018年第1期。
(二)主动性、积极性与领导概念相比，我国宪法学界对于主动性、积极性规范含义的解释就更少了。民主集中制，无论是对于国家机构还是对于执政党，都意味着下级可以向上级提意见，而上级也应当尊重下级的意见，虽然上级仍有权作出最终的决定。(29)参见涂缦缦：《制定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法〉的重点与难点》，载《政治与法律》2019年第8期。上述领导或管理的对象是政府工作、具体事务，但该款中领导的对象是地方国家机构本身。
对于领导与领导和管理的区别，郑毅提出领导是面向组织的，而管理是面向事务的。具体实施的算是管理，组织(如分工、统筹、监督)其他主体实施的则是领导。
郑毅：《论我国宪法文本中的中央与地方——基于我国〈宪法〉第3条第4款的考察》，载《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6期。(88)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主集中制，是领导班子的根本工作制度，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鲜明特点。
(68)即便所调整的税种可能落入地方事权的范畴，仍非地方可得而自专。但问题在于，政府治理体系只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之一，尽管它非常重要。另一方面，中央国家机构仍保有对地方动议的否决权。关键在于，要找到另一条进路。2021年6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贸易港法》，授权海南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62)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2页。
而无论哪个方面，都同样包括了程序性的要求。国家主席独立的国事活动当然也不需要国务院来决定或者领导。
①这一款提出划分中央和地方国家机构职权的原则是：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68)参见武增：《2015年〈立法法〉修改背景和主要内容解读》，载《中国法律评论》2015年第5期。
(50)毛泽东：《关于重庆谈判》，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1页。(26)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另一种思考》，载《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
(82)参见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格致出版社2021年版，第10页。(70)这些都不是所谓财政联邦主义等概念可以放行的。(50)热心、热情是非常主观的，其客观表现就是争先。近年来，(地方)政府间的协议成为法学界越来越关注的现象，这似乎证明‘M型结构在中国的治理体系中一直存在并发挥着作用。
就行政机关来说，我国《宪法》第85条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28)以下笔者拟用程序的视角重新观察我国《宪法》第3条第4款的规定，试图为解释其意涵提供另一条进路。
(75)参见陈明辉：《中国宪法的集体主义品格》，载《法律科学》2017年第2期。(51)参见邓小平：《从渡江到占领上海》，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邓小平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16页。
(55)他又说：领导权不是向人能要来的，更不是强迫就能实现的。在立法领域，民族自治法规打破了法律的统一要求，属于变通形成的特殊条文。
1985年11月24日，彭真在省级人大常委会负责人座谈会上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时说：新宪法与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它们都对我国《宪法》第3条第4款的原旨有所忽视，理想主义的成分比较重。(27)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另一种思考》，载《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因此很难说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的结构存在根本差异。
通过提出上述概念，他们各自把握了中国地方政府运行机制和所享权力的某个特征。(乙)地方政府在接受授权后，对剩余有索取权和控制权。
(88)关于行政机关的内部决策过程，参见蒋清华：《行政机关党组制与首长制关系的规范解释》，载《中外法学》2020年第6期。(44)莫于川的认识也与此类似。
我国《宪法》第3条第4款提出的，恰是一条处理央地关系的统一原则，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是这一原则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不应与这条原则本身形成矛盾。他说：国务院既可直接管理，亦可将管理权下放给地方政府，从而使自己在一定程度上退居领导地位。
